陳葆珍
       (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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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詩與罰---袁枚《隨園詩話》讀書札記之六

詩與罰      ◎陳葆珍◎



---袁枚《隨園詩話》讀書札記之六
                        
袁枚在這本書中記了幾個有趣的官司:

其一,江州太守蔡觀瀾,聽袁枚的建議,嚴禁私自宰牛。若違反者則以殺牛犯問罪。一天,一個回民呈狀紙要求放殺牛犯。狀紙一開始寫道:“為恩足為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事。”其意是說:“你這樣做,對禽獸有功了,但對老百姓並沒有好處。”

蔡觀瀾見狀紙寫得不錯,便對袁枚說:“君原勸我貴人賤畜,今果惹回民嗔。 然其狀詞,文理甚佳,須君替我強詞奪理。”其意是說:“您原本勸我以人為貴以畜為賤,如今果然因此被回民嘲諷。雖然這樣,但他們的狀紙,文理都不錯。必須由您強辯,才把道理奪回來。”

袁枚於是寫首五律詩在回民狀紙後面,詩云:“太守非牛愛,心原愛老農。耕牛耕滿野,百姓豈無功?”這是說:“太守不是愛牛,他心裡原是愛老百姓。如果你們不殺牛,牛耕種土地,老百姓怎會沒有好處?”回民看了,口服心服回家去。此後,這類嚴禁私自宰牛的法令,執行得比較順利。 
 
其二,因會詩而減刑

金陵劉春池,是在該地織造府內負責核算的官。一天,倉庫失火,凖備上貢的物品被燒了。上司怪罪下來,要劉春池賠償。他變賣家產至一貧如洗,沒法如數賠錢被投至監獄。年老的他詩興不減。這引起袁枚的同情,想救他。念宰相尹文端十分愛才,便對他吟誦劉春池詩。如詩云“傷心最是重來燕,不見堂前舊主人。”尹文端大加贊賞,下令寬大處理。

其三,因會詩而免罪

袁枚在江寧做縣令時,松江一女名張宛玉,和丈夫不合,投尼姑庵,山陽令下令捉拿,袁枚審案。

張宛玉獻詩曰:“五湖深處素馨花,誤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這是說:“我好比那清雅的素馨花,卻誤進淮西商人家。如果不是遇上像江州白司馬(指白居易)那樣的人(指袁枚),敢將幽怨用琵琶訴說出來麼?”

袁枚懷疑這詩是請人做的,張宛玉叫他當場出詩題。袁枚指庭前枯樹為題。她說:“詩人無跪禮,請假(即借)紙筆立吟。”袁枚命人給她紙筆墨,她當即站着揮筆:“獨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陽。何人能手植,疑作後庭花。”這是說:“老樹孤獨地在庭院站了很久,天天向着太陽。誰人能親手種, 把它移到後院作花兒呢?”

袁枚看後,問山陽令:“此事怎樣處理。”

他說:“這案件不應判離婚。但是,一個才女嫁給俗氣的商人 ,極不相稱。還是這樣判為宜:免去他背離丈夫的罪,放她回去。”

其四,因會詩而獲判復婚

天錫楊某妻薛氏,有姿色,以詩答丈夫的堂弟,其夫懷疑兩人有染,告於官府。太守巴公這樣判案:焚薛氏詩,不判奸案,允許離婚。

因有幼子要照顧,薛氏向府衙申請允許復婚,太守同意了。但夫家有人認為有利可圖而不同意薛氏歸。薛氏轉到金桂縣上訴。縣令邵無恙在堂上放筆墨紙,命薛氏以詩表志向。薛氏揮筆而就,詩曰:“人間無路事茫茫,欲訴哀衷已斷腸。一曲琵琶千古恨,願郎留妾妾歸郎。” 縣令大喜,允許復婚。為免於以後又被人懷疑,判以前曾與她有詩來往的楊家族弟,遠走他鄉。

上述例子,似乎給人以官府富於人性的印象,不得不贊嘆古時的人如此看重詩。

這樣的印象不見得全對。袁枚生於乾隆時代,太平盛世的人甚至老百姓都會吟上一兩句,不足為奇。無關國家大局的詩被看重,也屬正常現象。縣官隨自己所好來判案,也司空見慣,因為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

任何事情皆有兩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集清順治、康熙、雍正文字獄之大成,案件之多、手段之毒辣、流毒之深遠是有目共睹的。一旦涉及反清復明的,或無中生有任意曲解詩意而橫加問罪的,自然作者首當其衝,連出版界以及一切與書有關的人,如那些寫序跋的,甚至讀者,都要問罪。
     
上世紀30 年代,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據館藏史料所編輯的《清代文字獄檔》,收錄的清代文字獄檔案共84宗(這遠遠少於實際數字),其中發生於乾隆時期的就佔了79宗。有六十多宗屬大案,且往往與詩有關。

如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搜出詩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搜出詩句:“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又如從沈德潛《詠黑牡丹》詩挑出的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在這方面,不勝枚舉。這一切,皆利用漢語一詞多義、一字多音的特點,來亂猜甚至有意歪曲詞義。利用詩中懷才不遇之辭來捕風捉影﹔或以無中生有之語來制造罪証。致令死了多年的徐述夔父子被開棺戮尸﹔把還活着的胡中藻斬首示眾﹔享盡皇恩的已故的沈德潛,也被削平墳墓。至於株連九族更不在話下。其中成年男子一律問斬,惟獨未滿16歲的男孩可免斬,與女性成員一樣要給功臣家當奴。

文字一旦成為恐怖制造者手中的工具,其殺傷力,不亞於劊子手的屠刀。再加上詩的含蓄、隱喻,既是詩人在文字獄的高壓下,迂回曲折地表示志向的方式﹔又是統治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最好機會。其凶殘不但殺了人,還鉗制了思想界,阻礙中華文化的發展。

這文字獄,是清朝統治者入關以來接受幾千年中國文化遺產中的流毒之集大成的體現。對於悠久的並以漢文化為核心的中國,要實行統治並非容易,所以他們就要精通漢文化。乾隆是清帝王中在這方面的最杰出的代表,這歷代的文字獄的伎倆,他繼承和創新,自然不在話下 。

中國歷代雖有法家學說但成不了氣候,任何法,都不能超越皇帝的意旨,所以說,古代的中國是人治的。這人治,決策於皇帝、執行自臣子。就震驚全國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中乾隆上諭可見一斑:“徐述夔所作逆詞,若非劉墉據實陳奏,幾至漏網。”(見《東華錄》

可惜現在有些人因為一些歷史劇的過分美化, 對這段話中涉及的人物看不清楚。

而這文字獄的遺毒,猖獗於1957年,致令55萬知識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雖然後來除幾人外全部給以平反,但它留下的傷痕,中華民族還記憶猶新。故此,吸取中華文化的精華摒棄其糟粕,乃當今有識之士的重任。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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