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葆珍
       (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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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文人相惜

文人相惜     ◎陳葆珍◎
 

-----《十個人的北京城》讀書札記

《十個人的北京城》這本書雖然重點在說十位文人與北京的關係,基于閱讀的不同視角,我對此書最深的印象却是文人相惜。

文人相輕,是傳統的世俗觀念。本來作為君子,理應為人正直、胸懷坦蕩。决心從文就應先從做人方面入手。人不正筆必歪。心正之人才能容人,不容人者必是勢利的小人。而從文不是從事一般的行業。它直接影響到人的靈魂、民族的文化。清華大學彭林教授的名言:“無科技不足以强國,無文化則足以亡種。”足以說明文人肩負的歷史使命。

要完成這一使命,文人相輕只有起破壞作用。而文人相惜有助于文化的發展以及促進民族的健康成長。

這方面,這本書提到的“改變中國文化的三隻兔子”可為國民之楷模。他們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蔡元培任大校長時48歲;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時36歲;胡適爲北大哲學系教授時24歲。他們的生肖都屬兔。

蔡元培,這位北大之父奠定了北大辦學宗旨:“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這一宗旨,使爲清皇朝培養官員的京師大學堂,變成研究學問、發展自由思想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求賢若渴。他求陳獨秀進北大,不亞于劉備三顧茅廬,不止一次地坐在陳獨秀的住處等他睡醒。這位清朝進士幷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他,對秀才陳獨秀如此器重,可算是禮賢下士。陳獨秀最初不願受聘,在蔡元培答應可以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大來辦之後,終于應聘。有了北大這塊陣地和文科學長的社會地位,又有作爲新文化啓蒙運動的雜誌《新青年》在手以及由蔡元培招聘的李大釗、胡適、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大批新派人物,對陳獨秀所從事的新文化運動提供極有利的條件。新文化運動促使北大走向自由民主之路。這對被封建思想禁錮多年的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打了一支強心針。陳獨秀後來參與創建中國共産黨,還直接改寫了中國歷史。

不少人只知道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殊不知陳獨秀對魯迅的幫助。當陳獨秀的《新青年》創辦時,時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工餘時間“以抄古碑來打發時光。但在《新青年》的啟示與鼓舞之下,魯迅吶喊了。陳獨秀對魯迅很是敬重的,自稱對魯迅的小說佩服得五體投地,很盼望他爲《新青年》創作小說。對魯迅作品的出版,也抱熱情的支持態度。通過他和群益書社的關係,重印魯迅的《城外小說集》,還建議魯迅把發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訂正,寄來複印。’”(摘自《十個人的北京城》)

一生獲35個博士學位的胡適(人們稱之爲胡博士),剛從海外留學歸來。陳獨秀馬上推薦他當北大教授。二人大力倡導白話文運動。

胡適對保留魯迅珍貴的文學遺産,畢盡全力。雖然,魯迅生前曾多次組織過對胡適批判,而他對魯迅却極力贊揚。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爲《魯迅全集》的出版四處奔走而無人幫忙時,向胡適求助。胡適“不計較恩怨得失”,“馬上着手運作。”

這三位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高舉大旗的精神領袖,不但在文人中惺惺相惜,更可貴的是他們實踐了孔子提倡的“有教無類”。

蔡元培為促進北大平民化,創辦校役夜班,讓工友有讀書機會。此外,還招收旁聽生。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沈從文,當年就是北大的旁聽生。無錢交旁聽費的,北大容許偷聽。一次,蔡元培與陳獨秀、胡適散步時見一青年偷聽魯迅講課,不但不責備,反而免費發旁聽證給他,還當場請他吃了一頓飯。這個青年就是許欽文,後來在魯迅扶植下成爲作家。他的短篇小說集《故鄉》還是由魯迅選校,資助出版的。

而胡適,在上課時要偷聽生登記名字,他說:“偷聽、正式聽都是我的學生。我願意知道一下我的學生的名字。”這讓偷聽生能正大光明地聽課。有時,會出現旁聽偷聽的有座位而正式生站著聽課的局面,彼此却相安無事。

胡適的平民作風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那時,街頭有個賣芝麻餅的青年名叫袁瓞,寫信問胡適關于英國君主制與美國民主制問題。胡適詳細回信,幷與之結成朋友。曾撰文說:“我們這個國家,有一個賣餅的......關心國家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這一奇事已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胡適家裏每逢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其中還不乏販夫。他對人們提出的問題,加以認真回答。

這三位文人相惜之風,後繼有人。

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致力于“通才教育”。他認爲,辦大學的目的,一是要研究學術;二是要造就人才。

這表現在清華大學破格錄取學生方面。

如吳晗投考北大時,雖文史成績特優而英文特差,落選了。他再考清華卻以同樣的成績被破格錄取。入學後以其特殊才華倍受關注。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家。如錢鐘書在清華招生考試中,“英文滿分數學十五分”,被破格錄取。後來成為中國著名作家、文史研究家。

中國的有識之士,愛才之心著實令人感動。

如王力家境貧困,自學成才,在一所學校執教,被校長李慎西賞識,資助他去上海讀書。後來考進大學,考取了研究生。最後成爲北大教授、中國語言學家。

又如曹禺,在天津南開學校就讀時,被該校“南開新劇團”副團長張彭春看重,“二人合作改編了英國戲劇高爾斯華綏的作品”。那經典之作《雷雨》就是在南開學校醞釀在清華大學寫成的。曹禺在清華西洋文學系求學時,深得該系主任王文顯(戲劇家)賞識,大力支持他自導自演不少新戲。這中國現代杰出的戲劇家就這樣誕生了。

再說華羅庚。他就讀的金壇初中的數學老師王維克發現其數學天賦,重點培養。後來他因家貧輟學。而王維克在留學回來做中學校長之後,請他擔任初一補習班的數學教員,被教員反對。王維克竟為此事忿然辭職。後來清華數學系系主任熊慶來從學術論刊中看到華羅庚的論文,把他引進清華,力薦他為助教。當他的提議遭反對時,他提出辭職以示抗議。

華羅庚這位世界著名數學家的出現,與王維克與熊慶來的關照分不開。

上述例子,足以證明中國知識界歷來就有兼容并包、相互提攜、注意發掘幷培養人才的優良傳統。而正是這樣的優良傳統,才使中國文化得以發展。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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