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葆珍
       (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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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讀書札記之四

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   ■陳葆珍



----王國維《人間詞話》讀書札記之四
                


本文題目,引用尼采名言。“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人間詞話》)

尼采(1844—1900)這位德國著名哲學家正因為他同時也是卓越的詩人和散文家,才對文學有這樣一針見血的闡述。

“以血書者”,即作者用生命(亦即用真情感)寫的作品。

自古以來,我國文學以“為情造文”“述志(指思想)為本”(劉勰《文心雕龍》)為宗旨。作品中的“情”,是思想深化了的感情。作品中的“志”,是以富有感情來表達的思想。當外界刺激到你的感覺器官而引起興趣時,最初的反應是朦朧的。經過一輪思考,便漸漸深化了,自然在腦中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形象。文學作品便把這個形象再現,它凝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岳飛的《滿江紅》中的形象,是精忠報國的英雄﹔而李煜《虞美人》中的形象,則是喪權亡國的君主。前者滿懷壯志激情﹔後者滿懷悲苦悔恨。但二者同是以心血寫成的詞章。歐陽修曰:“詩緣乎心也”(劉斧《青瑣摭遺》),同此理。

而藝術形象的生命之長短,取決於它能否寄托人類的共同感情,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本身具有的特定形態是否具普遍意義。岳飛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此乃所有不同民族在國破家亡這特定的形態下必具的情志,岳飛以他的感受概括了人類的共同感情。沒有濃郁的愛國情懷寫不出這樣鏗鏘的詩句。情,構成了一切文學作品的內在因素,而它又滲透了深刻的思想通過形象感人的語言來表達,且又統貫全篇。這樣,形成了文學作品巨大的魅力以及別的科目無法替代的功能。

不是所有用自己的心血寫出來的作品都承擔人類的共同感情,我們這裡要說的李後主,他前期作品寫的帝王生活也反映他的真情實感,可卻與人類中的絕大多數格格不入,而他後期作品則不然。且看他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王國維這樣評價:“後主則嚴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這句話不好理解。

後主既無佛教的“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道行﹔也無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的精神。他是有罪的。好好一個江山被他斷送了。他不像釋迦、基督以主動擔當人類的罪惡為己任,可是,這罪惡客觀上已附著其身,不擔也得擔。所以,王國維在這裡不用“擔當”而用“擔荷”,有主客觀之別。

人的一生結局總是悲劇,制造悲劇而引起人的死亡,顯然是一種罪惡。而後主的悲劇,不僅是在酒宴中因命人歌此《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而更重要的是堂堂一個大唐天下竟喪於其手,以致生靈塗炭。雖然他是一個懦君,但他能在亡國後有此切骨之痛、深沉之哀,總比劉禪“樂不思蜀”好得多。

只要製造了罪惡(不論主觀還是客觀原因)就要人來承受因罪惡帶來的痛苦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情。後主只是說出自己這種切身感受,可客觀上就承載了人類的共同感受。於是,後主的詞,就包含著擔荷因罪惡而導致的人類的苦情。
 
承受著人類的愁苦莫過於亡國之後被囚禁,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日夕以淚洗面”。這種悲苦無奈之情,卻從人類美好的事物開始道來。“春花秋月”乃人之所愛,卻因了了而感傷。“何時了?”以外景的美好給內心的困苦作反襯,加劇了心理的反差,難免更觸景傷情,更加無奈與悲哀,甚至怨憤,故便發出這樣的美景“何時了”的詰問。對這一問題再三思索,隨之頓悟。“春花秋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永恆出現,而自己的往事越積越多,可又越離越遠,只抓得隻鱗片爪。一句“往事知多少”既對時間流逝之感嘆,(這是人類共有的嘆息),又對過去帝王生活的無奈的回憶與眼下囚禁生活的悲嘆(這是李煜特有的感情)。這人之共性與君王的個性巧妙地揉和一起,才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才帶普遍意義,故經久不衰。

“小樓昨夜又東風”,一個“又”字回應首句“春花”。“東風” ,春天之風也。它,周而復始地出現﹔自己,卻不能這樣永恆存在。這是永恆與無常的對比。這對比反映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月明年年有,是永恆的。可自己的家國已不存在了,它只存在於月明之夜自己的回憶中,這是無常的產物。這寫法與“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一樣,而這樣的對比正是人與外界關系的客觀規律,故能引起人們共同的悲情“故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一個“應”字飽含了多少思念眷戀,看不見摸不著的宮殿,照道理本應存在。若非外力破壞,它會永恆存在,至少是它目前沒變,但只有自己的容貌變了。這又是一個永恆不變與變幻無常的對比。

這個“應”與前面的“又”字,同為虛字。按古代文人“詩中不可濫用虛字”的說法,認為“虛字呼應,是詩中之線索也。……線索畢露使人一覽略無餘味”(冒春榮《葚原詩說》)。但後主這首詞的虛字,如“又”字,不但起了線索作用,而且蘊含深意,把一個滿懷悲苦之人置於歡愉之境,只有顯得更悲,因為他無法快活得起來。那個“應”字,蘊含著自己的家只能在記憶中存在的悲傷。故此,後主詞中的虛字,不但沒有“每流滑弱”之誤,反而讓感情更加深沉。

最後一句為作者之絕唱,“故國不堪回首”,乃末句“愁”之內涵。句中之“不堪”,乃“承當不起”之意。而亡國又不能復國不亞於心死。庄子云:“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滅亦次之。”(《庄子•田子方》)心死比被毒死更大的悲哀。這樣巨大的哀痛他要承擔也承擔不起,故用“不堪”一詞以表白回首故國的心態。雖然“承當不起” 這種悲苦之情,但他畢竟用這首《虞美人》來表示要承擔了,這是李後主赤子之心的流露。無法向人傾訴的悲苦更增添他的哀痛,於是便以設問句引出這個“愁”字的分量,他只有自問自答,因為世上無人可答。這一問,重點在“能”上面,它意味著詞人心中是否還能承受這種感情壓力,詞人生命是否還有時間能承受這種壓力。這種壓力,用“一江春水向東流”作最恰當的比喻。然則,怎樣理解這個“恰似”?

歷來文人愛以情比水、以志比山。乃因前者柔軟,後者堅硬﹔前者波瀾起伏,後者巋然不動。只有比作水才能表達激情之洶湧澎湃。而以“春水”為表象,是美好事物的代表,預示著生機勃勃。以“一江”為水之量、水之態,說明聲勢浩大。可這一切富有活力的象徵之物—春水,卻是向東流了,而且,是連綿不斷地向東流了,正是“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形象寫照。這一句之所以成為寫愁的經典,傳唱至今,正因為它有藝術的概括力。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人,或因人生苦短而感嘆、或因個人不幸而愁苦、或因國破家亡而哀傷等,都可以用這“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來表達,因為它能負荷人類這種共同的感情。

李煜後期的詞,是傾注了他全部心血來寫的,感人至深,幾至不忍卒讀。正是“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清陳廷焯《雲韶集》)。

正如趙翼所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位清朝的詩評家評論的對象是元好問(1190—1257,金、元之際的大詩人),元氏在金都汴京陷落時,成了蒙古侵略軍的俘虜。其遭遇與李煜相同。元氏的喪亂詩也反映亡國之恨,如“道旁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指押俘虜的有氈蓬的蒙古車)似水流。紅粉(被俘的金朝皇宮女眷)哭隨回鶻(回鶻即回紇,這裡指蒙古)馬,為誰一步一回頭。”(元好問《癸巳五月三日北渡》)此詩乃戰亂時期人民苦難生活的寫照。李煜與元好問,這一君一臣不同時代的詩詞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反映社會矛盾和人類的悲苦感情,沒有那“國家不幸”的環境,是不可能醞釀這種感情的。顯然,這未免有點殘酷。但只有詩人在其中經歷過生死攸關的生命考驗,幽憤郁積於心,不能不形於言。這樣便把災難化成一曲感人的悲歌,這時的詩句才工(精美),偉大詩人及其經典作品大多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這是詩家之幸。

對李煜而言,作為帝王,他有“為人君之短處,亦即為詞人之長處”。(《人間詞話》)他這些名篇,全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所謂“赤子之心”,應指無限純真、沒半點摻假、毫不矯揉造作,亦即直接受一種感情衝擊,便馬上有所反應,好比一個小孩,挨打必哭那樣。李後主這樣率性而作,表現於得意時,寫盡了宮闈之樂、閨房之趣,毫不掩飾﹔而失意時,訴盡了喪權之苦、亡國之悲。可以說遇喜則樂,遇悲則哀。正如葉嘉瑩教授在講演中所說的:“遇平原則平,逢高崖則澎湃。”任由感情奔流。

沒有國家不幸造成他的極大悲苦,沒有他精湛的藝術概括力來表達人類的共同感情,就不可能有千古絕唱的詞章。只有用作者的生命寫出來的作品,才可能有這樣的藝術效果。難怪王國維推崇尼采一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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