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葆珍
       (現居美國)
更多>>>   
陳葆珍◎富貴詩與貧士詩----袁枚《隨園詩話》讀書札記之十六

富貴詩與貧士詩   ◎陳葆珍◎

----袁枚《隨園詩話》讀書札記之十六

本文題目出自袁枚的《隨園詩話》。

袁枚把如下的詩叫做富貴詩:唐人的“偷得微吟常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的“四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玉制手板)早朝會。”元人的“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清人的“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

袁枚把唐詩僧王梵志的詩“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稱作貧士詩。

這主要從詩的思想內容來看,大多數與作者的處境有關。正如歐陽修所言:“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據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美姬舞徹金釵溜。酒渥時拈花蕊嗅,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異矣。”(見宋阮閱《詩話總龜》)

這段話是說:詩發自心,所反映的有關富貴或愁怨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皆與詩人的處境有關。如江南的李氏(即李後主)有詩云:“太陽升起已有三丈多高,陽光到處照耀。宮女在銅制的香爐裡依次地添加染上香料的獸形的炭料。紅錦地氈隨着舞女旋轉而打皺,美女跳舞跳到頭上的金釵都滑落了。我有點醉了不時拈起花兒來聞聞,我依稀聽見別殿傳來簫鼓的演奏聲。”(見李煜《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李煜所言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砍)生柴帶葉燒。”(見唐杜荀鶴《山中寡婦》)截然不同。

歐陽修把反映處在貴賤兩極生活的詩作鮮明對比,可見詩與“富貴愁怨”的處境有關。李煜這個亡國之君,國破之前還這樣的養尊處優、紙醉金迷,而杜荀鶴出身寒微,屢試落第,居於山中,過着“文章甘世薄,耕種喜山肥“的生活。他們二人的處境不同,詩的思想感情肯定有別。

對貧富兩極分化的尖銳矛盾,僅兩句詩就作了高度概括的,莫過於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雖然,孟子早有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豬狗隨便浪費人的糧食,而富貴人家不加約束),涂有餓莩而不知發(見到路上有飢民又不開倉賑濟)。”司馬遷《史記•平原君傳》亦言:“君之後宮婢妾,披綺(絲)縠(紗),餘粱肉,而民衣褐不完(衣不蔽體),糟糠不厭。”此類現象“古人久已說過,而一入少陵手,便覺驚心動魄,似從古未經人道者。”(見清趙翼《甌北詩話》)

由此可見詩的震撼力。這千古名句逾千年仍為人所背誦,而人們卻忘了杜甫此言的出處在《孟子》。

袁枚用一組唱和詩進一步說明詩人的思想感情與處境之關係。他說:“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畢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門柳枝詞》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妝人。’是閨閣語。中丞和云:‘莫向離亭爭折取,濃蔭留覆往來人。’是大臣語。嚴冬友侍讀和云:‘五里東風三里雪,一齊排着等離人。’是詞客語。”

貴婦的詩,說的是“留住那六宮裡絕世佳麗,那高樓就交給這些早晨梳妝的人。”這自然是閨閣之語。而中丞大人卻說:“不要向話別的亭折斷柳枝,留些柳蔭遮一下來往的人。”作為大臣,理應提倡要為更多的人着想,故此屬大臣語。而身為侍讀學士的嚴冬友卻說:“五里東風三里雪,一齊排着等離人。”這純屬是文人在觸景生情,故為詞人之語。

可見,身分不同,影響到作者習慣性的思維,唱和的詩句雖韻同,但思想感情截然不同。

人的境遇影響到詩的創作。而人生旅途大多坎坷不平,往往千古絕唱出於人在失意而不可解之時。清費錫璜在《漢詩總說》曾這樣說:“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琰(蔡文姬)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為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

綜觀中外文學史,能震撼人心的詩文小說戲劇,大多是悲劇性的,少見有喜劇方面的題材。正如美國哲學家帕克所說的:“人生大部分都是悲劇性的,因為人生就是對環境無休止的戰鬥,大多數人都以默默無聞的英雄主義氣概進行了這一戰鬥。”(見《西方悲劇學說史》)

屈原、李陵、蔡文姬的悲劇與當時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故其在困境中發出的聲音,容易使讀者為之感發。正所謂:“英雄末路即文章。” (清施朝干詩句,摘自《隨園詩話》)

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魏晉琴家嵇康,臨刑前索琴彈奏《廣陵散》(作者未詳),岳飛的《滿江紅•怒髮衝冠》,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過零丁洋》),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對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獄中題壁》)等等千古絕唱,都與“英雄末路”有關。

古代知識分子“十年寒窗”,而“一舉成名”的畢竟少數。於是,飽讀詩書的流落社會底層,即使金榜題名但亦會仕途失意,難免有“失意不可解之時”。這時寫下的詩篇,往往能反映底層人民的生活與感受。

如出身貧寒,據說除琴書外身無別物的唐詩人聶夷中,寫了不少揭露社會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如《傷田家》:“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對吃人的社會作深刻的揭露。本來二月無絲、五月無穀,而明人何孟春這樣解釋:詩中所言,乃“預指絲穀去借債”,待“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見《餘冬詩話》)

又如唐詩人李紳,見農民終日勞作而溫飽不足,寫下《憫農詩二首》,呈呂溫。呂溫吟之:“‘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見《唐詩紀事》)

在這方面唐詩人孟郊的詩最為突出。他生活貧困、仕途坎坷、前妻早死、三子夭折。經朋友推薦做些小官,卻有“做不出詩不出門”的怪癖,被稱之為“詩囚”。曾因作詩而疏於公務至被減去一半俸祿。直至臨終仍窮困潦倒,死後還是韓愈及其朋友“湊了100貫為他營葬”,“鄭慶餘(唐宰相、著名散文家)派人送300貫,‘為遺孀永久之賴’”。

可這位身無分文的孟郊卻為我國文學留下一筆豐富的遺產。記得有一年香港民意測驗選出十首最受歡迎的唐詩,獨佔鰲頭的就是他的《游子吟》。那“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的詩句,幾乎是凡華人皆曉。

又如他的《借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臥病》詩云:“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訪疾》詩云:“冷氣入瘡痛,夜來痛如何。”貧病交加的生活讓他在《嘆命》中這樣哀嘆:“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而雪上加霜的竟是幼子的先後夭折。他在《悼幼子》這樣哀嚎:“一閉黃蒿(草名)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骸化為地。負我十年恩,欠爾(你)千行淚。灑之北原上,不待秋風至。”

他不但寫自己的淒涼境遇還為掙扎於社會底層的人吶喊,如他的《織婦辭》: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以織布謀生)。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紈素(絲織品),自着藍縷衣(自己卻穿破舊衣服)。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樹(官府貼告示要納桑樹稅)。”

而另一位苦吟詩人賈島亦是命運多舛,家境孤貧,少年出家,仕途維艱。這一切,在他的詩中有所反映。如《朝飢》云:“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鍋)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客喜》云:“常恐滴淚多,自損兩目輝。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歐陽修這樣評孟郊與賈島:“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

在這方面《隨園詩話》收集了不少名句。袁枚說:“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偶然聽說吟詩受牽累,因而寫詩少了。)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幹妻惱(家貧又留客,讓妻子惱怒),身病閑游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借僧榻(床被燒了,晚上經常向僧人借床),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皆貧語也。”

而有些出自勞動者的口,更難能可貴。《隨園詩話》有言:“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讓他挨飢受餓)。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於懷。人笑其痴。老人吟云:‘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由着)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此詩用意深厚,較之‘因子不孝,抱孫圖報仇’者,更進一層。”

清吳喬說得好:“詩乃心聲……人於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是詩才。”(見《圍爐詩話》)不同處境的人,只要寫出眼前景心中情,就能從不同角度反映浮生百態。人既分貧富,自然會出現反映他們生活與思想感情的詩篇。它們進一步佐證我國最早的詩學綱領“詩言志”的觀點,讓後人沿着這一方向創作出有生活氣息、真情實感的作品。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六日


 

您的意見 :


請輸入尋聲留言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