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楚
       (現居美國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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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楚◎吾將上下而求索---讀旅英作家高安華女士《天邊》

吾將上下而求索    吳懷楚



---讀旅英作家高安華女士《天邊》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離騷》

                                           
在博客裡藉著文字結緣與旅英作家高安華女士交流,彈指已有一段相當日子了。

高安華女士出生於山東,原籍中國安徽,與英籍夫婿哈利.貝涅特(Harry Bennett)(註:Harry,高安華女士將其用國語譯音成”海瑞”),現居於英國東南部的一個海濱城市福克斯頓(Folkestone)。

她的一支筆在博客上非常活健,作品大多是描述一些她在中國大陸時期的過往生活,實際體驗文章。尤其是關於其曾經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非常時期的那段沉重歲月。

而之前,就“文革”這方面的題材寫作的作品,據所知有:張戎女士的《鴻》,嚴君玲女士的《落葉歸根》和鄭念女士的《上海生與死》(英文原著書名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惟就上述這三部著作中,我只讀過《上海生與死》,是描述鄭念女士在那場“文革”被迫害的慘痛經驗。

記得大約是在去年夏、秋間某天,我收到高安華女士特地為我用電郵,傳來了一部是她在2009年寫的《天邊》中文版原創手稿(英文版書名為“To the Edge of the Sky”)。據悉這部鉅著的最初原來版本是英文版,於千禧年在英國出版,後來經好些朋友建議她用中文寫譯出來,好讓多些海、內外的中國人去讀,讓他們對當年的那場所謂“文化大革命”,有更多和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識,致而才有這《天邊》中文版的面世。

這《天邊》書名的由來,我想那是為因,書中有著高安華女士如斯的一段開場白引子著墨。
   
“我那年剛九歲,不知英國在何方。但小小的我卻對英國產生了極大的好奇,於是就搬了張椅子,放在高掛在客廳上的世界地圖前面,爬了上去。從那張大地圖上,我看到了好多國家的名字,可就是找不到英國。我大聲地問:「媽媽,英國在那兒啊?」媽媽笑著走過來,用手指著地圖的左上方說:「瞧,在那兒,遠在天邊。」. . . . . .我暗想:「將來有一天,我希望能訪問那個遠在天邊的地方。」. . .”

高安華女士的這部《天邊》共分為二十五個章節,內容的包含非常廣闊,敘事手法非常細緻且充實。從新中國成立前,她雙親生活時的民國大陸時期,到其本人離開土生土長的祖國-------中國。其對事物所見所聞,都有很詳細的載述,文筆則無比清秀暢順。讀她的《天邊》,不似讀其他寫“文革”的書一般。我感覺到,通過其有如抑揚頓挫,喜怒哀樂般旋律的筆調,令人讀來,絲毫不覺得有呆滯與枯澀的滋味。它---------《天邊》,會令讀書的思緒,緊跟隨著作者的筆尖流瀉而起舞。

所謂:“人之初,性本善”。高安華女士在書中對其母親周洪冰,和當時一般的大眾女性的描述:

“我母親在穿著打扮方面,很符合革命要求的,頭髮也剪得短短的,可就是怎麼也做不到說話粗魯,更不會大喊大叫。她是個性格文靜的姑娘,與人相處總是保持一團和氣,特別怕傷感情。結果,她的這種性格,被說成是她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造成的,必須加強思想改造。. . . . . .凡是能展現女性的美麗和溫柔的地方,都得盡量掩蓋起來,否則就會被認為是不革命化,甚至是資產階級思想。”

讀這段文字,使我感覺到有點莫名其妙。我百思不得其解,與女性天生俱來的溫柔,愛美扮靚,跟所謂“搞革命”這三個字有何不妥?有何關連之處?而非要加強“思想改造”不可。

高安華女士的父親高藝林,是一位文墨相當的文人,在解放戰爭全面勝利之後的某次,他負責對國民黨被俘虜投降的「軍官團」上“政治學習課”時,說話不慎,而遭到黨的整頓。書中文字說:

“有一次,父親給「軍官團」上課時,講到毛澤東思想,他說:「毛主席是我們的領袖,同時也是一位天才的軍事家。但是,他與我們一樣,是普通人,而不是神,所以也有缺點,也會犯錯誤的。」誰知,他的這番話卻受到上級嚴厲的批評,說他對毛主席不尊重。. . . . . . . .後來,因此而被停職,反省,寫檢查,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種大小會議上作檢討,卻總是難以過關。”

從高安華女士的父親這事件憶述,可以令人想像得出,生活在那個解放年代的“言行自由艱澀”,只要稍一不慎,就會落入一個無辜的不輕罪名,以至永遠不能翻身。

《天邊》,在第三章節中,高安華女士很難得有一段批評說話,那段批評說話是非常中肯,同時,也是我蠻欣賞她發自內心中的真話,她這番話正好代表所有當年那廣泛大眾,對毛某種主義的信仰偏向意念。她說:

“在紅旗下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人,從上幼兒園起就沐浴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下,接受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對外部一無所知。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共產主義的政治灌輸使我們變得單純,對西方的世界一切都加以排斥。就像一群井底之蛙,只看得見巴掌大的一塊天空,而我們自己卻全無所知。我們很天真無邪,也很盲目無知,. . . . . . . .。”

人是萬物之靈,“人”,總離不開一個“情義”與“愛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親近,最要緊的就是能夠抓住一份“情”,尤其是一份“親情”。然而,在“文革”那個畸形政制年代,對於一個所謂“情”字,當年的人們,自認為是堅貞,忠黨愛國的人群,又是如何去看待它。這方面,在書中,高安華女士都有著很深刻的描述回憶,而這些回憶描述,讀後確實令人相當震撼。

“. . . . . . . .爺爺是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對下田幹農活不適應,所以就想投靠父親,到我家來度晚年。然而爸爸卻因黨的紀律,不能收留爺爺這個地主分子,以免影響了我們這個革命家庭的聲譽。”

此外,還有一段記述文字,那是當作者三姊弟結束了寄人籬下的生活回到南京,由於親情的驅使,於是,三姊弟就很自然的去探望他們近在尺咫的外公與外婆。豈料,探望回來之後,就得到他們稱謂的江伯伯和朱阿姨狠狠教育一番。

“你們今後別再去外公外婆家了,他們可都是地主分子啊。若讓學校知道了你們有來往,會對你們造成不好的影響,會影響你們的政治進步的。

我們一聽都怔住了。我怯怯地問道:「可他們都是開明地主啊,他們可不是也幫助過革命嗎?」江伯伯說:「話雖這麼說,可是外人是不會像你們這樣看問題的,. . . . . . .你看我,出身地主,參加革命後,三十多年來,都未與父母連繫過. . . . . . .。」”

隨後,作者高安華女士就問其姊安東:「看望一下外公外婆,真有這麼嚴重嗎?」其姊安東卻憤懣地回答說:

「不管怎樣,我們以後都得記住,這是黨的階級路線。按我的理解,黨對親情的教育,就是任何時候,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對待一切,如必要時,可以六親不認,甚至大義滅親!」

當讀到這段堪稱得上大氣凜然的“無情”,甚至是“絕情”的回答文字,使我終於也領悟到,甚麼是叫作“階級鬥爭”,又甚麼是叫作“無產階級專政”,這就難怪今時今日中國的所謂“五倫”與“道德”其實早已淪亡多時,甚至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為了個人切身利益,兒女隨時可以揭發父母獻功,學生揪鬥先生,下屬清算上級領導,從文鬥演進至武鬥,鬥爭運動一波未完,緊接著一波又起,沒完沒了。

《天邊》,這部鉅著,雖謂有很多文字,讓人讀來感到揪心不適,但是,它也有著某些幽默的著墨,而那些著墨感覺又是那麼風趣。那某些片段的幽默文字就是關於作者,其在讀中學接受軍訓時的情事。

常言道,兵乃不祥之物。同時,當兵還是一樁苦事,然則高安華女士為甚麼要去參軍,就這疑問,高安華女士在文字中,很坦率向讀者解釋與交代。原來她那年當兵,是為了要逃避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據高安華女士鉅著中說,在學時期的她有下個三次鄉,參加過支農秋收義務勞動。惟三次下鄉,三次落入她眼簾中的農村實際生活與環境,條件一次比一次差,結果嘗盡了苦頭,所以在私心底下,她暗暗為自己許下“永遠不要做農村人”的諾言。

而那時,想參軍入伍,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參軍,還得要講人緣,靠關係。惟可幸的是,高安華女士由於是革命烈士家庭的孤兒,其雙親是老幹部,生前認識的朋友很多,同時更幸運得到許世友司令的幫助,才得如願以償。後不幸因其親胞姊培根暗中加以陷害,致使她當兵半途而廢,只好無奈提前復員離開軍伍,回來當上工人,後因她的努力勤學外語,英文底子漸漸硬朗熟練,得到上頭賞識,惟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因機緣際遇的人才需求,於是,就又讓她當上了省外貿業務員,而也為此,日後不久這個外貿業務員職務,不想竟為她帶來不必要的災難,惟這也是後話了。

說到文字敘述幽默的一面,我想起了她書中的自我描寫,她在南師附中某次接受學生軍事訓練,我就被她妙趣橫生的筆調逗得發笑。她在文中說:

“最糟的是練刺殺,可真難為我了。帶領我們練刺殺的高一丁班朱同學,要求我們“帶著敵情觀念”去練,要敢于“刺刀見紅”。他發給我的鐵鍬把子很重,我根本就舉不穩,伸出手時搖搖晃晃,而且我根本不能像男生一樣,在伸出手中的鐵鍬把時大聲喊出:“殺!殺!殺!”。即使我喊破了喉嚨,我的聲音在偌大的校園裡,也像是細小的蚊子叫。. . . . . . . .“

正如我在本篇文字前面所說,《天邊》鉅著裡面,有著抑揚頓挫,喜怒哀樂的旋律筆調潤色,那是一點都不花假。在鉅著裡間的當兵篇章,高安華女士還有另一小節段,描繪她當兵的另一面經歷體驗。據悉,她當時所當的是軍醫兵種。當其在“695”醫院受訓學習時,有一次,負責講學的指揮員,對學員進行講解關於人體解剖,卻欠缺一副骨骼模型來供學員。實習。後來,為了能夠展現人體部位的206塊骨頭,及其周圍的肌肉組織,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將一名“現行反革命份子”死刑犯被槍斃後經已埋入土葬的屍首,合力偷了回來。在熊熊烈火大水鍋下,用超過兩小時的時間將之煮熟煮爛,使其骨肉自然分離。然後再將骨骼按照部位拼湊起來,帶回醫院對學員進行講學。

書中這段文字,相信不論是誰讀了,包括我本人在內,都會髮指,感到怵目驚心。這段描述讀後,使我心緒良久難以平靜下來。

在讀到這段文字之前,我早就風聞中國對待死囚行刑時的不人道行徑。據悉這些死囚在臨刑時,都是被活生生宰殺,然後擇取其身上器官出售,他們的理由是,反正都是判了死刑嘛,至於用甚麼方式來結束其生命都非關重要。像如斯的風聞傳言,過去的我僅是半信半疑,但現在讀了這段佐證記述文字列舉,也就確信並非空穴來風,又或是杜撰虛構,而是確有其事。這種行徑,就是對已逝去的人不尊重,這就難怪往往被西方國家目為不道德的行為,至於中國的當權者,根本上就是無視國際公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任意侮辱,踐踏人權。

雖然,我與高安華女士是萍水相逢,結緣於網絡,認識時日不算很深,惟誠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說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通過其這部《天邊》鉅著我對她確實也有了頗為深切的瞭解。我對她在書中對其祖國---------中國的那個六十年代所走,違背人倫的“文革”錯誤路線的坦直,果敢批評與認知很感佩服。現在,且看以下另一段,她對其原來信仰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徹頭徹尾醒悟。她說:

“我們完全不知道,也無法想像,就在我們饑腸轆轆地發誓,要去解放全人類時,那些等待我們去解放的西方勞苦大眾們,早已普遍用上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各種現代化家用電器。在我們眼裡,最奢侈最豪華最貴昂的,只有政府高官才能乘坐的小汽車,早已走進西方普通勞苦大眾的私人家庭。據說,赫魯雪夫憧憬的共產主義,就是能吃上土豆燒牛肉和黃油踏麵包。殊不知這兩樣東西,是西方的工人階級,平時餐桌上的普通食品。也就是說,當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已經過上了共產主義天堂般的幸福生活時,我們這些肩負著解放全人類重任的人們,卻還在漫漫的貧困和落後中苦苦爭扎,當我二十年後明白了真相時,被如此顛倒了的黑白深深的震撼了!甚麼是欺騙宣傳?我想,不過如此吧!”

這段是作者終於醒悟了,其原來的主義信仰的荒唐,自欺欺人之說,其主義信仰的所有神話,謊言都不攻自破。

當讀過高安華女士的鉅著內容,再縱觀其一生坎坷跌宕的文字記述,真的令人為之噓唏,感嘆再三。惟也為她一直得到貴人扶助逢凶化吉而慶幸。同時更慶幸的是,即如她在1985年被無辜扣上一項“泄露國家機密罪”而繫上了囹圄之災時,幸得負責審理該案子的法官王志棟的仗義幫忙始得脫困。雖此,她卻在獄中被平白囚了三個月之久,而待得真相大白被釋放歸來之後,卻遲遲得不到平反,前途茫茫,生計無著,為了謀求出路,只好抱著破釜沈舟的冒險精神,到深圳特區去尋求出路機會,當他的前途乍現一線曙光希望時,卻由於內陸機關高層的妒嫉,一再從中作梗破壞使其幾乎陷入絕境,在那艱難時刻,又幸得她舊日相熟的同學潘士鏞幫助,至得化險為夷。

高安華女士的性格像其母親周洪冰一樣,是善良的。自然,好人是必得到好報,當她再次回到內陸後,她的生涯才開始逐漸好轉。惟至此,歷盡滄桑的她,從小對所謂主義信仰是完全失望。眼見周!遭的親朋戚友的,在“文革”的清算鬥爭下,死的死,離去的離去,被發配流放的流放,萬念俱灰,遂生去國念頭,直至最後,她通國了海外徵婚交友而認識了哈利.貝涅特先生(即鉅著中她所提到的“海瑞”),而與之結蒂連理,至終並得以如願,實現她那九歲時候的夢想,到了那遙遠的天邊---------英國。

《天邊》,是部劃時代性的創作。這部鉅著是高安華女士的一生回憶記述,同時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作品,令人讀後,對當年的那場“文革”情事發生經過,又多添了一份認知。

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於一笑齋

站長按:高安華簡介

高安華,祖籍安徽。1949年3月11日出生於山東,父母均為共產黨老幹部。童年在南京度過,七歲喪父,十二歲喪母。「文革」開始時讀高中二年級,屬老三屆。在校時為歷屆三好生,多次被評為標兵。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野戰醫院護理員。因活思想被親姐揭發遭受批判而復員。當了六年工人,後自學英語,1976年8月調入江蘇省外貿任外銷員。多次參加廣交會和大型對外貿易談判,擔任英文首席翻譯。25歲結婚,育有一女。33歲喪夫,36歲被打成「特務嫌疑」被捕入獄。後經法官營救,逃脫滅頂之災。丟了鐵飯碗,嘗盡世態炎涼。1994年45歲時嫁給英國人海瑞,現在定居在英國。

(轉載自台灣秀威資訊科技《作家生活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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