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葆珍
       (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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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採訪對象


採訪對象      ◎陳葆珍◎



來紐約,被華人的電台訪問過兩次,都是與母親節有關的。作爲母親,誰都有這個機會,不足爲奇,自然沒多大感慨。

可不知怎的,我後來卻成了孫女們的採訪對象。她們都爲作文而來。因爲這與我過去從事的工作有關,對此絕不會無動于衷。第一反應是:這裏的語文教師多幸運!想起以前,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煽動下,我與同事們吃力不討好的窘境, 真的不堪回首。

我沒機會深入美國學校去做專題調查, 但從孫女對我的採訪中可見一斑。

以二萬人報考才收五百人的紐約亨特中學來說,在同等成績的情況下,最後決定錄取誰,全靠那篇作文分數。
 
我第三孫女就讀于這所中學, 一天, 她帶着錄音機、攝像機來, 說是要作文,題目是:“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她要我說出抗日戰爭時的見聞。 我恨不得有機會說出我親眼見到的一切,以表我對日寇的深惡痛絕,我更想世世代代把這一切傳下去,讓後人不忘我民族的國恥,不許軍國主義者得逞。

第二個孫女就讀于紐約大學的工程學院,理工科也有寫作課,這不足爲奇。 但那種一點也不走過場的態度讓我驚訝。 她在電話裏採訪我,問我爲什麽要寫《天堂裏沒有車》這首詩,她說看了這首詩,十分感動。聽她此言,我也十分驚喜。爲的是在美國出生的她竟然看懂我用中文寫的詩,原來她在大學也選修中文。

她說,要爲小悅悅之死調查人們的反應,並爲此寫調查報告,這是寫作課的要求。並說,美國新聞播出這一消息的那天,全校嘩然。我說這詩題不是我想出來的,是我讀大陸網友留言後發出的感想。之後,她問了我十幾個問題,其中包括我聽到這一消息時是怎樣想的;見死不救的現象在國內出現的機率如何;怎樣才讓人不再冷漠?

前幾天,在華盛頓醫科大學讀四年級的大孫女,和我通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長途電話。她說最近要完成兩篇作文,其中一篇是採訪一位病人,要了解他(她)得病後的心理活動,怎樣和疾病作鬥爭,最好這位病人是看過中醫的,要他(她)說說對中西醫的看法。

我告訴她,上天要把一個人收去,是會給你出考題的,有些考題比較險,有些則比較容易。像我的外祖母(93歲)與父親(102歲)都是睡着走的。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仁者壽”。我不奢求這樣的死法。但七年前的那場大病,讓我重溫美國莫里教授臨終前在病床上給一個學生上的最後14堂課,裏面有句話讓我忘不了,那就是:“要懂得怎樣死,才懂得怎樣生。”

我自知生命比別人的會短些,以又賺了一天的心情迎接每一天,絕不虛度一分一秒。我拼命地擠時間看書和寫作,這反而忘了病痛。而無所事事的那天,人就會胡思亂想。這就是精神對肉體的作用。我十分相信日本科學家的實驗結果,證明人在發怒、悲傷時腦分泌的東西,其毒性毒過毒蛇的口液。

我知道,我的經歷對她會有啓發,從她會聽故事的時候起,我就向她說我是怎樣走過歲月的。她那幼小的腦袋早就裝滿了我的傳奇故事,顯然受感動了。這不,她把這一切寫進她參加的美國《藍燈書屋》“創意寫作大賽”的文章裏,得了二等獎,獎金五千美元。我笑着說:“我的經歷,千金難買。”

在抓緊一切機會向孫女訴之做人道理的同時,我感謝這裏的語文教師給我提供這樣的機會。而我欣慰地發現,這裏的學校不論哪一等,都這樣重視寫作教學,特別是理工科大學。不知道現在國內的大學是否仍像以前那樣理工科不設寫作課。

但我認爲:如果真正懂得語文作爲一切學科的基礎的話,不讓學生在這方面打下紮實的基礎,想把科學搞上去,都會成爲空談。

當土木工程師的女兒告訴我,她讀大學時,第一年有寫作課,老師教各種文體的寫作知識,然後要他們實踐。以後各年,都要作文。甚至參加工作了,老板還突然考試,要員工在15分鍾內寫段文字,其中不准有多少個語法及標點符號的錯誤。外子說,他曾試過參加紐約數學教師的應征試,結果在一篇作文裏,在語法及標點符號的錯誤方面超過了規定的標准,不被錄用。

看來,美國對理工人才如此要求,這就難怪各級學校這樣重視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了。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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