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夢
       (現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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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訪哈佛燕京圖書館

訪哈佛燕京圖書館
              
◎陳葆珍◎

9 月28日,我隨紐約詩詞學會被邀至哈佛燕京圖書館獻自己的作品,此行共15人。有詩人、作家、畫家、書法家,各人帶去之作品琳琅滿目,我獻了不同文體的書共7本。

現任館長鄭炯文先生設午宴招待。午宴豐盛之程度遠超於婚宴。

哈佛大學校園並不顯眼,以其創建於1636年的歷史及其莘莘學子三百多年來的巨大貢獻,讓人對之不得不肅然起敬。單從出了六十多位諾貝爾獎金得主,就令人咋舌。

鄭館長帶我們進哈佛燕京圖書館會客室,親自給各人斟茶,極盡主人禮儀。接著他作詳細介紹,不用講稿,對有關資料哪怕是數字都倒背如流。如此專業、敬業,不得不佩服。

他說,1879年哈佛大學開設中文講座,開始收集中文書籍。主要是傳統漢學的中、日文書刊,特別注重中國的線裝古籍。1928年建燕京圖書館,最初館名為“Harvard-Yenching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建館三年後,清末名學者羅振玉為圖書館題字為“擁書權拜小諸侯”,喻館內藏書豐富,四方來儀。1965年,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易名為哈佛燕京圖書館,仍隸屬燕京學社。1976年燕京學社因資金問題,哈佛燕京圖書館便轉屬於哈佛大學圖書館系統,從此,哈佛燕京圖書館為“ Harvard College Library”(哈佛大學圖書館)的一個分部。1951年建韓文部,1973年建越南文部。收藏文種除中、日文外還有藏、蒙、滿及西方多種文字。

他說他現在有兩個老闆,一個是哈佛大學文政學院、一個是燕京學社。哈佛燕京圖書館每年1/3經費由燕京學社負責;2/3的由哈佛大學文政學院負責。館內工作人員的工資及去留問題,皆由兩個單位領導共同協商。

對於這個哈佛燕京學社,我們深感興趣。鄭館長說,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這樣誕生的:
中國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Stuart J. Leighton 1876-1962)每年都回美國募集辦學經費。那時,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有筆巨額遺產捐贈,說是作教育資金用。在遺囑中特別寫明:要由美國一所大學與中國一所大學用霍爾遺產中一部分研究中國文化。司徒雷登成功說服霍爾遺囑執行機構,選美國哈佛大學與中國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1928年建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及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經費由霍爾教育基金會負責。

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東亞書籍之多僅次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亞洲以外的世界各大學中,最大的東亞圖書館,真本書92萬冊,中文占五十多萬冊(其中古籍十五多萬冊,包括刻本、抄本、原版本)。館内明代刻本比美國國會圖書館還多。接著,鄭館長極力推崇第一任館長裘開明先生、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的傑出貢獻。特別是對善本書,除派人往北平、成都、上海、杭州各地收購外,還多次親往中國督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藏書家大量販賣中國古籍,裘開明先生親赴日本,購得不少中國善本。如宋奉代王公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數冊及明人手札,皆為不可多得之珍本。

他強調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向世界開放。

鄭館長講話後,讓我們發問。有位畫家說:“我手上有當年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像章,您要不?”

我趁機說:“我還有當年的《毛主席語錄》。”

他說:“都要。可存入哈佛大學博物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當年的大字報、紅衛兵小報、照片等,是研究那一段歷史的珍貴資料。《毛主席語錄》我們已收有多種版本的,我們準備儘量收集這本書的各種版本。”

我說:“我的祖先是明朝開國元勳之一,我家的族譜您感興趣不?”

“太好了。對族譜的收集,是我們的薄弱環節。中國民間族譜在美國收藏以哥倫比亞大學居首位,我們要花二三十年時間才趕得上。我們感興趣的是老百姓自己代代相傳的東西。”

“我手上那本捨不得給您,複印的要不要?”

“當然想要您手上那本,不過複印的也好過無。”

“我家藏于右任草書真跡,是于老親筆題字給我先父的,您感興趣麼?”

“當然。這多難得。”

別以為他聽過就算,後來他帶我們進館內參觀時,他還走過我身邊說了一句:“請不要忘記把東西寄來。”

他帶我們進入這四層高的圖書館,底層有個小小閱覽室,除一位東方人外其餘在看中國古籍的是老外。各時代的中文雜誌,林林總總排列在壁櫃上。最令人驚歎的是四樓那善本室。室外一位香港來的學者正在密封的玻璃室內看線裝書。鄭館長說,像他這樣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來哈佛燕京圖書館進修的數不勝數。有中國學者這樣說:這裏收藏的資料有些在中國找不到。

他叫我們以6人為一單位迅速進入善本室,說這本來對外不開放的。如開門時間超過規定的時間,警察就會出來干涉。

書架上陳列歷代的善本,大多以藍色硬殼包裝,裏面是一疊疊的線裝書。有幾架書是用“三如法色” (铜青色、泥色、赤黑色)中之泥色布料再打成包袱狀的,據說裏面裝的是藏經真本。
 
進館時館長三令五申不准拍攝、不准用手摸書本。在這善本室,他用手輕輕托起一疊藏經經文給我們看。由於我緊隨其後得一飽眼福,離他遠的就看不到了。原來那是一塊塊淡紅色的紙板,面積若2.4尺×1.8尺。上面的藏文均用筆描成,那置放經文的桌子很低,因為信徒要跪在地上誦讀經文,讀完一塊紙板後,雙手托經文於頭頂放在另一空架內,再讀第二塊,以示尊敬。

離開哈佛燕京圖書館,鄭館長與我們在館前攝影留念。

面對這位德高望重的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曾任美國多所名牌大學圖書館館長、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任館長十年之久的鄭炯文博士,如此謙謙君子風,令人感動不已。他還不斷強調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缺點,說現在藏書連複本在內百萬多冊。每年增書二萬多冊,地方太小,自動化管理方面還比較落後。

最後,他一段話發人深省:“中國太大了,出的圖書非常之多。有些學者自費出的書不少是有價值的,北京並不全知道,我們則很想收藏。好在哈佛燕京學社每年都有很多國內訪問學者來,可以帶來很多有關出版的資訊。他們也送一些書給燕京圖書館,這是其他大學不能相比的。”
                
2007年10月2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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